编者按：
　　在上期《好书共读》栏目中，我们节选了由著名经济学家贾康领衔撰写的《新质生产力》一书中的第四章《新质生产力与组织方式创新》第一节和第二节。本期，应部分读者要求，我们节选第四章第三节《平台经济的价值变迁》，敬请垂注。
　　在数字化转型浪潮中，平台经济正以颠覆性力量重塑全球经济运行逻辑。该章节深入剖析了平台经济如何通过技术突破与制度创新，成为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载体，并为普惠发展与共同富裕提供全新路径。

　　在当今数字时代，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ics）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体现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性。平台经济是在当下的话语背景下，由数据驱动、平台支撑、网络协同的经济活动单元所组成的涉及虚拟或真实的交易场所，本质上是市场的虚拟化。在平台经济中，平台本身不生产产品，但扮演着中介方、市场组织者等多重角色，促进双方或多方供求之间的交易。这种经济模式包括多种形式，如电商平台、共享经济、在线支付、社交媒体和直播平台等，它们通过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实现资源的有效聚合和价值创造，促进了商品、服务和信息的交换。平台经济正在通过独特的经济特征和价值创新，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并开创超常规的社会福利。这为实现普惠发展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提供了新的机遇。平台经济有别于传统平台的经济特征与价值创造，同时能够支持新旧动能转换和实现超常规的社会福利，从而对接普惠发展和共同富裕。

平台的价值变迁
　　古老的商业革命让我们看到了信息交换的极限、效率的壁垒，以及规模经济效应的制约，但数字化平台则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它和其后续的升级版本，实现了交易成本的显著降低，供需对接范围的相对扩大，以及过剩产能的有效循环利用，从而对应了传统产业化阶段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型。具体来说，数字化平台通过技术的突破和制度的创新，促成了全新的经济范式。这就是我们称之为“数字化平台2.0”的真正力量。
　　1.传统平台的价值逻辑：初级的标准化、规模化与信息交换。
　　传统平台，最易为人理解的无外乎传统的贸易市场、交易所实现的信息交换（中介）以促进交换，或是在工业生产线中，通过实施标准化来推动大规模生产和组件化应用，以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委托代理成本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传统的交易平台难以突破戴蒙德理论的报价机制，传统的生产平台受限于地理经济范围、运输成本等客观因素，发挥规模经济效益的程度也比较有限。在相对高昂的交易成本之下，市场的供给和需求都相对有限。
　　2.数字化平台1.0的经济价值：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供给与需求对接范围相对扩大，以及循环利用过剩产能。
　　数字化平台1.0版本，即“单一的计算机技术+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组织模式。如智能手机出现之前的通信工具——移动通信“大哥大”小灵通式的新供给能力，具有远程语音通话的单一功能。以经济演化视角来看，从传统平台向数字化平台1.0版本的演化过程依然是一次“跃迁”，而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质变”，即传统工业（如机械制造、石油等能源开发利用）向新兴工业（如计算机应用、通信技术）的转型，信息技术、通信工程等产业，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而数字化信息，作为一种新的生产要素，与土地、劳动力等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形成了交易成本显著降低、供给与需求对接范围相对扩大，以及循环利用产能过剩的新型经济组织模式，可被称为数字化平台1.0版本。
　　以“去产能”经济政策为例。数字化平台1.0版本从以单一提高生产效率为主，向以“自上而下”贯通型产业协同发展为中心的生产活动转变。在单一生产效率为主的模式下，某一分工节点的产能过剩，就容易引发整个传统平台的生产过剩，进而降低经济绩效。上下贯通型产业协同的经济组织模式，将专业化分工过程平面展开，从产业上游到产业下游协同发展，降低了某一环节产能过剩的不确定性，从而提高经济绩效。因此，与传统平台相比，数字化平台1.0版本产生的新的经济价值变迁，在于依托新的生产要素组合状态，形成交易成本降低、供给与需求对接范围扩大，以及有效利用过剩产能等经济价值。
　　3.数字化平台2.0版本经济价值：在“技术突破—制度变迁—创新技术—新经济范式”演化模式下，多个主体的供需渠道“精准”联通、交易费用趋近于0，并且在闭合生态圈内真正实现了海量供需的匹配。
　　数字化平台2.0版本，即以“数字技术+其他生产要素”投入的经济组织模式。如无数商家对接无数消费者的电子商务平台，从表象上看，没有一件商品库存是自己的；从实质上看，这是数字化平台1.0版本的升级，使得一条产业链整体存在的问题通过该平台上众多主体交互机制合乎逻辑地解决，并且通过克服时间与空间的障碍，显著提高交易效率，创造更大规模的经济绩效。从经济演化的角度看，数字化平台2.0版本又是人类社会“工业化”进程的延伸“跃迁”，这是继“机械化”“电气化”“信息化”之后，出现的“数字化”经济繁荣新局面。
　　与未升级状态的信息技术相比，数字技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技发展，将海量信息“精准降维”，从而实现在极短时间内将要素市场、商品市场乃至金融市场的供给与需求渠道“精准”联通。从经济绩效角度来看，一方面，各类市场供需快速而准确的匹配，缩短了交易时间，精简了交易环节，进而更进一步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甚至使得交易成本趋近于0；另一方面，数字化平台2.0版本汇集了海量数据，意味着在该经济组织模式下，经济运行的制度安排也有了革命性突破，可实现多个供应商、中间商、消费者的多元互动，进而形成闭合生态圈模式下的产能充分利用。因此，与传统平台、数字化平台1.0版本相比，数字化平台2.0版本产生的新的经济价值变迁，在于创造了新的经济增长范式，即“技术突破—制度变迁—创新技术—新经济”范式。从微观上看，在数字化2.0平台中，多主体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供需渠道“精准”联通、达成市场交易价格，并且交易费用趋向于0，由于海量的供需主体得以“精准”对接，在闭合的生态圈中，已基本上不存在产能过剩的概念。从宏观上看，这是以技术进步与制度变迁“两重叠加”的“创造性破坏”而形成的经济革命。

数字平台的经济价值
　　数字化平台的经济价值延伸于各个层面，既包括信息匹配和信用体系的完善、供需双方良性互动的推动、知识扩散的促进，也包括流量变现的支持和规模集聚效应的发挥。这种分层级的经济价值展现，空前扩展了市场边界，提供了海量供需的匹配可能，形成了一个闭合的生态圈，同时实现了商业变现。结合数字化平台的主要经济特征，可从如下层层递进的诸多方面初步总结数字化平台的经济价值。
　　1.通过完全信息匹配和优化信用体系建设，实现搜寻成本、交易成本的大幅下降，甚至趋于零，从而使得交易费用降低。
　　与数字化平台的供给“精准”响应需求的适应性机制相应，其经济价值首先体现在海量数据下“精准”联通供需渠道，显著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较低的市场价格。追本溯源，在传统平台下，因时间、空间等先天条件的限制，交换信息的成本较高。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勒通过分析信息成本影响商品价格等问题，首次将信息作为生产要素。现实经济环境中所存在的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因信息不完备而阻碍经济绩效的问题，都可因信息对接的“精准”而改变。在从信息经济学到数字经济学的演变过程中，着力解决的问题就是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科学进步，智能“精准”搜寻匹配海量数据，突破交易时间、空间等条件的限制，降低生产活动中交换的信息成本，实现供应商与终端消费者接近于零成本的供需渠道联通。
　　互联网平台发展到一定阶段，会出现趋向于边际成本为零的状况。社会成员免费接受服务可称为边际成本归零，前提是对可持续运行的企业总体而言，新增供给的成本几乎为零。比如漫游费，在走过了某一个社会博弈的临界点后，漫游就免费了，变成了边际成本为零。从供方可能传导到需方受益，时间差一般都是存在的。首先是供方边际成本为零了，但它不一定在商业模式上让需方在接受供给的时候成本为零。“淘宝村”的孵化正是一开始以当地政府与阿里巴巴共同承担成本、无偿为村民进行培训的模式，以此作为第一推动力，搭建更大规模的商户数量的淘宝平台，以数字技术为依托，实现供需信息全面完整的匹配，通过扩大商品供需空间的方式，降低商品交易成本，显著提高交易额，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2.实现供需双方的良性、及时互动，加大服务密度和深度，降低部分行业的准入门槛。
　　数字化平台的经济特征之一即为“行为特性”的生产关系。与传统平台下二元对立的“机械特性”的生产关系（即雇佣与被雇佣的生产关系）相比，“行为特性”的生产关系显现出“包容性”经济制度安排的经济价值。所谓“包容性”，即在数字化平台中所构建的生产关系是：一方面，在竞争环境中收益为参与生产的社会成员所有，具有较高的生产性激励；另一方面，所有社会成员也有权参与设计生产制度。就经济价值层面具体来看，一方面，“包容性”体现在供应商、中间商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深层次挖掘并连接各方需求，进而有效地改善供给，服务质量得以随密度、深度的加大而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包容性”体现在整个经济自由竞争的格局，并非抬高市场的准入门槛，反而由于供需的及时、定制化互动，降低了交易价格，进而降低了某些行业的准入门槛，使得更多的生产者能进入行业，形成以自由竞争推动企业经济绩效增长的良性循环。
　　比如，Airbnb之所以颠覆了传统酒店业的经营模式，关键在于酒店经营者角色的“行为特性”，即在传统酒店经营模式下，酒店经营者的角色准入门槛需满足土地、劳动力以及资本等要素的基本要求，而依托以Airbnb为代表的数字化平台，极具包容性、参与性的制度安排，一方面，大大降低了原有要素的准入门槛，使得大量分散的社会成员以生产者身份加入酒店经营业务；另一方面，在Airbnb的酒店经营平台上，酒店经营者的角色也可以适时改变，每一个酒店经营者既可以是“房东”身份，也可以是“住客”身份，这种灵活、合意的角色转化的实质，呈现了“新供给特性”——以供需之间的良性互动、通过自身服务体验而加大服务密度和深度，进而形成供给竞争中的比较优势，释放新的民间经济增长潜力。
　　3.促进知识扩散，扩大有效供给，使得原本无法参与供给的潜在市场主体也能加入供给侧，显著扩大市场边界，对接海量、长尾市场。
　　数字化平台的经济特征之一是可形成有助于知识和有用信息传播的“非竞争性”。一方面，形成市场定价表明拟生产的物质可进入交换环节；另一方面，反映正确信息的上述知识以便捷的扩散体现为扩大物质再生产范围，即扩大有效供给。上述两方面意味着数字化边界平台的经济价值之一是在拟生产的物质具有交换价值的前提下，可纵深拓展供给侧、扩大有效供给后，使更多的生产商进入要素市场，更多样化地扩大市场内容和扩展其边界。
　　比如，依托新一代网络技术的5G应用，以无人驾驶车为代表的智能终端，将从供给端再次变革汽车制造业，自动驾驶与人力驾驶的替代过程，又将是数字技术逐步变革劳动力的产业革命过程。麦肯锡预测，2025年至2027年将是自动驾驶的拐点，此时将是自动驾驶与人力驾驶的经济平价点。自动驾驶若能在中国落地生根，到2030年，自动驾驶将占到乘客总里程的约13%；到2040年，将达到约66%。到2030年，自动驾驶乘用车将达到约800万辆；到2040年，将达到约1350万辆。根据华为的预测，2025年个人智能终端数量将达400亿，个人智能助理普及率将达90%，智能服务机器人将步入12%的家庭，个人潜能将在终端感知、双向交流和主动服务的支持下大幅释放。人需要休息，但是机器智能永不离线。
　　于是，数字化平台所体现的经济价值包括延展市场的长尾效应明显，消费者群体扩大。究其原因，一方面源于数字化平台本身的物理特征，即拥有海量数据的基础设施，数字技术的应用使得此数字基础设施上搭建的产业易流动、可分享。比如，文学的传播平台已从人类故事的口口相传，到实物载体记录的文学作品流传于世，进而发展为虚拟世界中海量的网络文学。与之相应的是，文学本身的消费市场，也已从古代的贵族阶层，到近现代的知识分子小圈子，再到现代社会中覆盖大部分普通老百姓，文化消费市场的外延拓展显而易见。
　　数字化平台2.0版本下，行业门类界限逐渐被打破，如第一产业的农业与第三产业的服务业有机融合，第二门类的制造业也与服务业有机融合，各类要素市场通过数字化平台联通广阔的产品市场、金融市场以及海外市场，在经济学视角下，可表述为供给侧与需求侧的联通渠道被扩大，由此对应于海量、长尾的消费市场，极低准入成本的大量供给主体加入经济生活，以生产经营和活跃交易促进繁荣。比如在消费互联网时代下，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商平台打破了时间、空间的界限，各类农产品、手工业制品、以知识付费为代表的无形产品、中间品等，均可实现远程同步交易。
　　4.有效支持创新，并帮助其成果更顺利地实现商业化。
　　数字化平台依托数字资源对生产活动带来熊彼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即“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不断地破坏旧的、不断地创造新的结构”的过程，在数字化平台时代具备了前所未有的支持条件，创新之后的成果也可随之更好地实现商业化。
　　在中国的传统职业文化下，“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在数字经济时代已被“创造性破坏”。以文创IP产业为例，主流媒体上主打影视文创产品之后，往往紧跟手游、衍生品，紧接着是通信工具上的表情包，甚至是实体经济中百货商店的玩偶、文旅地产项目等。IP的附加值源于数字技术对传统文艺广播影视行业的“创造性破坏”，高高在上的“文学艺术名著”借力数字化平台，“飞入”寻常百姓家，商业化价值凸显。比如在明星、网红经济背景下，文创产品“秒售”频繁可见，消费随着所谓的“带货”效应，在数字经济模式当中容易出现短期爆发式增长，而网络售票平台的出现，则让文创产业在短短几个月内，实现几十亿元的票房神话。
　　5.通过数据支撑而来的规模集聚效应，为流量变现提供渠道的同时，实现少量用户付费、多数用户免费的平台自身运转，发展分享、共享经济。
　　数字化平台的数据，逐步从非独立生产要素转变为独立生产要素。在数字化时代，一方面，数据已俨然成为生产活动的必需品，即依托人工智能技术，改善信息作为生产要素出现不对称问题导致的生产结构扭曲，进而改善供给侧；另一方面，可以依托大数据的物理特征，有效反映产品和服务需求。经济社会中的全体成员的经济活动本身也成为“数据生产者”。与之相应，规模集聚效应产生，并可进行流量变现，实现少量用户付费、多数用户免费的自身运转。
　　以淘宝上的卖家“直播秀”为例，与传统平台的“电视购物”类似，将语音、图像作为媒介传播产品信息。依托5G网络技术所构建的数字化直播平台，体现了“超常规”的正外部性，原因在于以少量广告商、产品商付费得以运转的“直播平台”，使海量用户享受到了互动式购物体验，从而出现了规模集聚带来的“分享”“共享”的正外部性。
　　综合上述方面，数字化平台的经济价值可归纳为依托数字技术“精准”联通供需、改善供给有效性，突破时空限制加大服务密度与深度，扩展市场对接长尾客户，增进集聚规模效益，减少交易环节、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助力信用体系建设，发展共享机制，促进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来源:《金融投资报》 http://jrt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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