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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全球气候危机与可持续发展共识日益深化的背景下，ESG（环境、社会、治理）的表现已成为衡量企业长期价值与社会贡献的关键标尺。著名经济学家贾康在其领衔撰写的《新质生产力》第六章第四节《财税政策提升ESG表现及助推经济可持续发展》中，深刻地剖析了在实现“双碳目标”与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过程中，财税政策所扮演的不可替代的核心角色。
　　文章明确指出，单纯依赖市场力量难以有效提升企业ESG表现。财税政策作为重要的外生激励工具，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优惠等方式，精准作用于企业行为的“利益引导点”，显著增加其环保投资、社会责任履行和治理优化的收益预期与盈利空间。
　　本文立意高远，逻辑清晰，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指导价值。对于政策制定者理解财税工具在引导绿色转型中的关键作用，对于企业把握政策红利、主动提升ESG竞争力，对于投资者识别真正具有可持续发展潜力的标的，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决策者、企业家、投资者及所有关注未来经济健康发展的读者深入研读。
　　ESG这一专有名词是联合国全球契约组织（UN Global Compact）2004年首次正式提出的。ESG包括Environmental（环境）、Social（社会）和Governance（治理）。2006年，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组织的报告中对ESG包含的具体内容做了进一步的梳理和阐述，倡导将ESG准则纳入企业评估，并将ESG体系融入投资决策中。其中，E是Environmental（环境）的缩写，包括气候变化、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可持续性等环境相关议题；S是Social（社会）的缩写，包括职业健康和安全生产、发展与培训、消费者保护、隐私保护、社会贡献等社会性议题；G是Governance（治理）的缩写，包括公司制度体系、治理结构、经营活动、股权与股东、反垄断等公司治理议题。ESG投资理念即在选择投资标的时，不仅关注其财务绩效，同时还关注其社会责任的履行，考量其在环境（E）、社会（S）及公司治理（G）等“非财务因素”方面的表现。

提升ESG表现仅依靠市场力量恐难达成
　　污染物排放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已经危及人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正常运转。我国在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上，根据《巴黎协定》，已更新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承诺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双碳目标”倒逼企业重视ESG表现和信息披露。
　　ESG信息作为非财务信息，反映企业在保护环境、践行社会责任、优化治理等方面的行为对相关利益群体的影响，以及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贡献。与传统的财务信息相比，ESG不仅关注企业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也关注其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最大化，即企业行为社会价值的最大化。
　　基于企业披露的ESG信息，投资者可以做出投资决策，金融机构可以决定是否给予企业绿色金融等方面的支持，政府可以决定是否给予企业相关财税政策支持。
　　一般而言，ESG信息披露评价得分越高，企业的社会价值越高，越有利于其提升市场价值。但是，这种对应性关系也要求有超过市场力量的传导机制，政府可以运用财税政策，引导资源有效配置，撬动社会资本流向低碳排放、低污染的企业。在这一绿色发展路径中，ESG的表现既可以作为财税政策的操作依据，财税政策的实施也可以提升企业的ESG表现，从而形成正反馈。
　　“双碳”目标下，绿色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能源转型。该转型路径中，低碳技术创新最为关键。而技术创新具有高投入、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特点，存在市场失灵的可能性。财税政策则是矫正市场失灵、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
　　例如，新能源汽车研发需要巨额的资金，通过政府投资、政府补贴、贴息贷款、研发费用的税前加计扣除等财税政策，可以引导社会资本积极投入其中。
　　政府补贴可以增加企业的收入，税收减免优惠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满足企业作为商品生产经营者的逐利性，驱使和带动更多非政府资金流入财税政策支持的领域。所以，合理的财税政策能够优化公司绿色低碳行为，提高决策效率，也能向社会释放支持绿色发展的政策导向，从而对适应这种调节导向的企业起到增信作用，舒缓其融资约束，拓展多元化的融资渠道。
　　又如，政府对企业投资节能节水项目所得，实行“三免三减半”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对企业购置并使用的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专用设备投资额的10%抵减当年应纳所得税额，不足抵免部分，在以后5个年度结转抵免。这类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可以增加企业的盈利空间，促使企业投资相关项目。
　　整体而言，财税政策作为外生资源，对绿色技术创新发挥作用的机制，是让企业把外生性财税政策内生化，即基于利益引导，促进企业顺应政策方向，积极整合内外部资源，将企业发展目标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形成统筹中的利益一致化机制，激励企业提高ESG表现的自觉性，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财税政策更便于对企业优化ESG表现形成正向激励
　　政府通过各种政策措施，可以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和生产经营行为。ESG是企业投资行为结果的具体反映，基于ESG表现，实施政府补贴、税收减免优惠等政策，能够正向刺激企业后续的ESG行为。
　　一是环保方面。政府增加对环境保护类项目的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可以相应增加企业的收入流和盈利空间，激励企业投资环保产业。
　　同理，政府对低碳行业提供补贴、税收减免，比如，财税政策对企业综合利用资源生产，同时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产品取得的收入，减按90%计入当期应税收入。企业生产的产品如符合《资源综合利用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规定的技术标准，如该目录规定企业处理的再生水的原料100%来源于工矿废水和城镇污水污泥，可享有减按90%计入当期应税收入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这些都将引导和激励企业的绿色低碳环保的发展。
　　二是社会责任方面。财政制度安排在第二次分配领域，即再分配领域里的税制设计，可以对接一些特定的税收政策而延伸到第三次分配领域，引导和鼓励企业更积极地从事公益慈善的志愿行为，比如企业与企业员工的公益捐赠、救灾捐款等，可以获得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抵减，助力社会共同富裕。
　　另外，前面提及的ESG相关补贴和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使金融机构更愿意向企业提供绿色金融业务。这样既会使企业生产经营满足“双碳目标”的政策要求，向消费者提供安全的商品，同时，企业又因获得政府补助、税收减免及金融机构的扶持，履行环保的社会责任感倍增，能更为积极地回应政府及回馈社会，形成良性循环。
　　三是公司治理方面。基于ESG表现，通过政府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给予企业管理层更多可支配的资金资源，激励其更好地履行委托代理关系，提高决策效率，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以低成本完成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有助于实现所有利益相关者的价值最大化。

财税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媒介作用的五大维度
　　财税政策引导资金流向绿色低碳发展和能源转型的路径，客观上十分需要借助ESG的实际表现作为操作依据和传导机制。但现实中，企业出于追逐利润的动机，对ESG信息进行虚假披露，过分夸大自身在环境、社会责任方面表现的“漂绿”现象屡见不鲜。例如，声称油漆产品不含甲醛，实则甲醛超标。ESG“漂绿”企业隐瞒环境劣迹，会造成负外部效应扩大，其履责路径与实际减排路径背道而驰。这种“漂绿”类似于财务报表造假，不仅会诱导投资者作出不利于企业的决策，也会误导消费者购买，侵害公众利益，造成环境污染与大众健康损害。
　　ESG表现对财税政策转化为绿色可持续发展的中介传导作用的前提，是ESG披露信息的真实性。目前，我国ESG信息披露限于上市公司中的环保类企业，而且披露缺乏统一的标准，使其ESG评价得分的“含金量”可能大打折扣。有鉴于此，运用ESG信息披露制度，向财税部门和社会公众公示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社会责任及提高公司治理水平的情况，接受监督检验，提高企业履约的透明度，才能更好地发挥财税政策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功能。
　　为了更好地发挥ESG评分机制在财税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上的传导作用，可以从如下五个方面发力。
　　一是成立具备专业资质的第三方评级机构，对企业披露的ESG信息和数据的真实性进行鉴定，以便于投资者和财税管理部门根据客观真实的ESG数据作出投资决策和政策支持决定。
　　二是强制实施重点减排企业的ESG信息披露，提高这类企业履行环保及社会责任的透明度，并促使其接受社会监督，使ESG披露的相关信息与实际相符。
　　三是针对不同ESG得分的企业，采取差异化、精细化的财税政策，更好地发挥财税支持可持续发展的转化效应。即以更为细致化的可执行方案，加大对ESG表现好的企业的财税政策支持力度，更好地形成示范效应，促使更多的企业切实履行好环保和社会责任，推动绿色可持续发展。
　　四是加强对财税政策效果的评价，及时发现问题，纠正政策设计与执行中的偏差，提升政策功能作用。
　　五是强化对财税政策支持对象的监督，促使企业按照财税政策支持的技术标准履行好环保和社会责任，不断优化治理结构，实现利益相关方的价值最大化，从而提升其社会价值。
　　未来，只有强制实施ESG信息披露，并对披露的ESG表现真实程度形成有效的监督，投资者才能利用ESG信息形成投资决策。同时，优秀的ESG表现，将使企业获得更多的财税政策支持，进而推动经济、环保、社会协调发展。

来源:《金融投资报》 http://jrt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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