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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科创金融》是由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局长张雪春与副研究员苏乃芳合著，中译出版社于2024年8月出版的财经类著作。该书基于中美科技竞争背景，系统探讨中国科技创新与金融体系融合的现状及改革路径。
　　上期本栏刊载了该书的序言部分。从本期开始，我们将适时节选该书相关章节以飨读者。敬请垂注。

　　在当前的地缘政治环境下，科技创新已经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和大国博弈的关键。在过去的40余年里，我国在多数科技创新领域中属于追随者。但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我国已经成为有影响力的科技大国，进入了自主创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就曾经强调“我们没有别的选择，非走自主创新道路不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此，我国需要吸引并高效利用国内外的人才、资金和其他要素资源，通过突破“卡脖子”核心技术、提升科技综合实力，彰显社会主义优越性。科技创新离不开金融支持；同时，科创金融不仅需要政府和公共部门的资金和政策支持，更需要发挥金融市场尤其是直接融资市场的作用，用不同的产品和投融资机制满足不同阶段科创企业和科研项目的需求。
　　18世纪之前，气候和自然环境变化以及军事力量在国家兴亡和朝代更替中的作用十分显著。18世纪第一次工业革命后的近现代历史显示，科技创新决定经济和综合国力；能抓住重大科技创新机遇并且实现自主创新的国家，才能实现国力提升，进而改变全球地缘政治格局。
　　英国从16世纪开始的手工业技术水平提高，获益于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工匠移民，而大批技术工人的经验，推动了各种机器的发明和棉纺织业等领域的技术革命，这使得英国最早实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成就了“日不落帝国”。
　　德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也始于纺织业，当时使用的主要是英国的技术。到19世纪中叶，德国的洪堡教育改革彰显了国家对科学教育的长期重视，为与铁路建设相关的钢铁、煤炭及机器制造等重工业发展所需的技术发展和装备制造打下了人才基础，机械采煤、搅拌法炼铁等新技术层出不穷。在基础科学研究、股份制公司和股份制银行筹集的大量资本的支持下，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进入了先进工业国家的行列。1871年德国统一后，科研机构与工业界紧密结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运用，相对论、量子理论、“苯理论”等自然科学理论在工业、农业中得到运用，使德国成为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先锋。
　　美国的崛起也是因为迅速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会，并能在此后百余年中的不同发展阶段引领科技创新。由于美国1894年工业总产值已居世界首位，拥有巨大的市场，这使得欧洲在电力、电气等方面的发明创造在美国能获得最大规模的运用，能最快开发出新产品和新工艺，成为新技术的引领者。1900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了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美国当时的基础科研严重依赖欧洲强国，很多科技创新都是从欧洲引进甚至窃取。美国开始引领科学和技术革命的基础不仅是教育和科研体系，更是全球顶级科学家的移民。
　　由于欧洲成为两次世界大战的重要战场，欧洲（尤其是德国）大量的顶级科学家移民美国，成为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雄冠全球的前提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时期，美国开始主动组织及动员全球顶尖科学家，尤其是从战乱的欧洲移民至美国的科学家，在曼哈顿计划下组织攻克了原子弹技术，并成为结束二战的重要工具。此外，美国及其盟国政府资助和协同了多国科学家，发现和发明了包括可输注血浆、青霉素、抗疟疾药等关键医药品，还发明了雷达、高性能飞机等重要的武器设备。
　　冷战时期，关键科技创新也是历史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美国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阿波罗计划和20世纪80年代的星球大战计划都是用科技力量解决地缘政治问题的实例。其中，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刺激了苏联大幅增加国防投资，加速了其经济衰落和人民生活质量下降，一定程度上导致了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显示了关键科技在近现代的热战和冷战中都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
　　科技创新决定了国家的综合实力以及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的作用。美国百年来重要的科技发明创造是其战后软实力的基础，而以美国首都命名的“华盛顿共识”则奠定了70余年来国际规则的基础。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在政府与市场紧密结合的机制下，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成果辈出，硅谷的科创人员和华尔街的资本相结合，使得美国在半导体、计算机、通信、生物制药等多个新兴领域引领全球。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之后，西方势力如日中天，修订了多方面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如建立世界贸易组织（WTO）等。
　　现代历史还显示，科技创新能否持续，还决定了一个国家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一般来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优化、人力资源的积累，即全要素增长，其中的关键在于提高科技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而科技创新就是具体表现形式。西欧在20世纪10年代之后的30多年中，第二次科技革命的增长潜力基本用尽，科技创新不足，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欧国家实现了教育均等化，培育了各类专门人才，创造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才彻底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就制定了“教育立国”战略，20世纪70年代更是从“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进行教育改革，重点培养技术创新人才。在执行中，日本制定了知识产权保护战略，构建了以民企、政府和大学为主的科研体系，持续大幅增加基础研究和开放投入，以此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末就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均GDP约4000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人均GDP超过12,000美元）仅用了15年时间。
　　与欧洲、日本相对应的是20世纪初的全球经济第三大国阿根廷。它在20世纪30年代实施的是进口替代的发展战略，没有致力于科技发展和劳动力素质提升，对基础教育投入不足，产业结构一直未能升级；加上20世纪80年代盲目开放市场，丧失了自身比较优势，且政局不稳，国家陷入长期的中等收入陷阱和债务危机。债务和经济危机又使得阿根廷缺乏对科技创新的内在需求及政策资金的投入，导致恶性循环。

来源:《金融投资报》 http://jrtz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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